浅议中韩现代语言学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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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8日01:23:55 评论

浅议中韩现代语言学分析比较

论文关键词:现代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论文摘 要:无论就其理论结构,还是任务之确切性而言,现代语言学都被认为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对其他学科有着重大作用和影响的领先学科。本文分别从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两方面探讨了目前中国和韩国的现代语言学研究情况,目的是归纳并寻找现代语言学在汉语和韩国语语言研究中的发展轨迹。

一、绪论

自索绪尔起,现代语言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似乎可以被称为“语言学世纪”。20世纪之初由索绪尔发起的语言研究的历史性变革,使现代语言学得以建立。与此同时,语言学还极大地影响了一系列相关科学领域。据外研社出版的《现代语言学名著选读》(上下册)中收集的名家流派来说,从索绪尔开始,现代语言学至少包括下面几个流派:欧洲功能主义语言学、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英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话语分析、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从中不难发现,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语言与思维、心理、社会、文化互相渗透,导致语言学在传统的与哲学、逻辑学发生关系的基础上,又与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数学、社会学、民族学、神经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符号学以及诸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现代科学的新理论交叉渗透,为语言学的发展开辟出一个又一个广阔的新领域。无论就其理论结构,还是任务之确切性而言,现代语言学都被认为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对其他学科有着重大作用和影响的领先学科。因此,要想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一门语言,就有必要首先将这门语言与现代语言学的关系,或者说将这门语言在现代语言学诸领域中的研究情况做一番系统的梳理。本文从这一需要出发,分别从理论语言学(theoretical linguistics),或叫纯粹语言学:(pure linguistics)和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1]两方面探讨了目前国内外韩国语的研究情况,目的是归纳并寻找现代语言学在汉语和韩国语语言研究中的发展轨迹。

二、本论

(一)理论语言学研究
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理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20世纪语言学发展的方向。他所区分的语言和言语、语言的内部和语言的外部、共时语言研究和历时语言研究、能指和所指、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以及语言是关系而非实体的集合、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等概念,一直被认为是现代语言学最基本的原理。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一种抽象客观的语言哲学观,只把语言看作是具有同一性的语言形式系统,将语言使用中因使用者或使用情景不同而产生的变异,都当成是基本而固定的语言形式以外的非本质现象。在这样的语言观里,只有语言系统中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才有研究价值,语言的使用者,以及语言发生的语境等都被排除了,仿佛语言可以不依靠任何其他东西而存在。
这样孤立的研究取向长期占据语言学的主导地位,并在乔姆斯基那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乔姆斯基也把语言分为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两部分,但他与索绪尔有所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中考虑到了“人”的因素,尽管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乔姆斯基对自己研究中出现的“人”是这么定义的:“语言学理论所要关心的是一个理想化的说话人兼听话人,他所处的集体的语言是最最纯粹的,他对这一集体的语言的了解是最最熟悉的,他在把语言知识付诸实际运用时,不受记忆力限制的影响,也不受注意力分散、兴趣转移以及(偶然或经常性的)语言错误等情况的影响,因为这种情况是和语法无关的。”[2]
当现代语言学在乔姆斯基的引领下直奔“语言的最中心部分”而去的时候,海姆斯等人的“交际能力”观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视线投向了语言与其外部世界的联系,为语言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姆斯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观提出了“交际能力”观,强调人是社会人,语言是人的社会交往行为[3]。另一位语言学家甘柏兹则注重对动态的语言交互过程进行研究,主张把语言放置在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认为那种脱离社会文化现实的语言研究即使不是误导也是十分片面的[4]。他们都认为,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所需要的远远不止是“语法”,而是多方面的知识。即使是语言使用是否合乎语法的问题,也不能脱离语境和语言运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来讨论。此外,比合乎语法更重要的问题是语言使用要符合社会文化规范。“交际能力”观点的提出对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走向而言,其意义之深远可以说并不亚于当初乔姆斯基带给语言学的革命。
我国的语言研究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作为世界上三个语言研究的发源地(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之一,曾有过众多领先世界的语言学理论。但进入现代后,随着西方各种语言学理论的异军突起,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却由于种种原因陷入低谷,期间鲜有成果问世。直到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在湖北武汉宣告成立,此后,在广大语言研究者的努力下,我国的理论语言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此间不仅有大量的西方语言学理论被介绍到国内,还有很多中国语言学家针对汉语的特点提出了独特的新语言学理论,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诸如许多欧美创始的语言学理论,在汉语学界都有学者提出补充或修正,例如王洪君先生的“叠置式音变”,是对于“语言接触”相关理论的补充;而新加坡的徐大明先生曾对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变项”提出功能性的的界定方式;优选论诞生之后,许多华人学者也针对汉语提出过各种制约条件。单就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王士元先生就提出过“词汇扩散理论”;北京大学的陈保亚教授提出过“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的理论,还有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论”,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而韩国的情况在闵贤植(2000)的研究中将理论韩国语的研究划分为音声学、音韵论、语法论(包括形态论和统辞论)、意义论、词汇论、文字论、方言学、系统论、国语史、国语学史等10个领域。各个领域一般都借用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本国的语言相结合进行研究,在具体描写方面研究颇丰,但似乎并没有提出过属于自己的权威理论。
(二)应用语言学研究
1970年,波兰语言学家J.N.博杜恩.德.库尔特纳第一次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用以区分应用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但直到1964年,伴随着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法国召开和国际应用语言学会的宣告成立,应用语言学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问世。此后每隔三年左右,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世界不同城市举行一次。应用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应用语言学是在随着社会发展得到广泛应用的实践中,通过语言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是从语言教学的角度去理解应用语言学,并运用理论模式去描述语言事实的,其研究对象就是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实际上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范围随着对语言学研究的逐步升温而不断扩大,在1964年法国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只有两个分组——语言学习与教学分组及篇章语言学、语言处理和翻译分组;而在1990年的会议上已列出了31个分组并有19个学术委员会;1999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大会上,讨论的主题已经扩大到35个。(杨瑛,2005)
我国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90年代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78年,我国第一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生入校;1980年,由广州外语学院和上海外语学院联合主办的“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学术研讨会召开;1981年在杭州成立了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1984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简称“语用所”,国家语委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成立;1988年,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何自然教授撰写的《语用学概论》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应用语言学专著;1992年,由龚千炎先生首任主编的《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创刊,这标志着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一直到2002年,国际应用语言学会才正式接纳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为会员单位。我国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比较开放,包括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比较通行的主要有四大块:语言教学,语言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广义的社会语言学和语言计划(于根元,1998)。
韩国应用语言学会(Applie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of Korea, 简称ALAK)成立于1978年,同年即加入国际应用语言学会,从此每年学术会议均有参加,在将各种西方语言学理论引进韩国并与韩国语进行嫁接,在探究应用韩国语的诸方面研究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研究范围涉及以下15个方面:
1.母语教育研究
包括(对内)国文教育、儿童语言、(对外)韩国语教育、(对在外韩人)韩文教育等。
2.外国语教育研究
包括作为二外或作为外语的英语教育、双语教育、多语教育、早期英语教育、目的性英语教育(如商业英语、贸易英语、医学英语、看护英语、观光英语、技术英语、产业英语、军事英语、政治英语、外交英语、法律英语、艺术英语等)等。
3.语言政策和计划以及标记问题研究
包括国家语言政策和计划、国语拼写和标记的机械化、国语标准化、国语净化和纯化运动等。
4.翻译和文体领域研究
包括翻译的理论和实践、解释的理论和实践、文体理论和翻译技法等。
5.词汇和谈话分析领域研究
包括对句子构造的理解和生成、制定词汇目录及字典编纂的理论和实践,谈话分析诸研究等。
6.语言和舆论、经营、社会领域研究
包括广播(电视)语言、语言信息科学、法庭辩论语言学、政治语言学、经营语言学等。
7.语言病理学领域研究
包括语言矫正学、话语和语言障碍学、聋儿语言学和盲文符号、手语的理论和实践、听觉听取理论、发音发声学、音声障碍指导、口吃指导、口腔障碍指导、失语症指导、声带障碍指导、语言发育指导等。
8.语言和工学领域研究
包括人工语言和自然语言的处理技法、人工智能、音声语言认知的处理、电脑和话用、CR-ROM和语言教育程序、电脑和视频语言教育等。

9.心理语言学领域研究
包括语言习得和发达、语言信号的特性、语言的生理性及生物性处理、语言记号处理过程、智能词汇处理过程、发话理解论、发话生成论、语言处理障碍和失语机能、语言发话和理解模型等。
10.神经语言学领域研究
包括人类语言的起源、人类的身体构造和语言的关系、语言和头脑组织、头脑功能、话语与人体构造的关系,以及生理语言学、生物语言学、遗传语言学、身体语言学等。
11.社会语言学领域研究
语言的变异型、语言共同体、语言和方言、标准语、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洋泾浜语、混血语、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思考、相互作用理论、话语的计量性研究、语言的社会性不平等论、话体等。
12.语言评价研究领域
包括语言能力评价、外国语能力评价、标准化检查理论和实践、托福和托业等。
13.交际领域研究
包括语言性交际和非语言性交际,如手势、脚动作、身体语言、表情、空间、动作等。
14.关于语言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论的研究
包括研究环境、诱导发话资料、诱导直观资料、模型语言使用、情绪因素收集等。
15.视听说语言学教材开发及器具制造,以及活用方案研究
包括各种语言学实习器具的开发和相应视听说教材的开发等。(정동빈,1996)

三、结语

中国语言学是在三个学术渊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小学”——章太炎直接命名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第二个是社会主义苏联的语言学,即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第三个是现代西方语言学。我们是站在古人和外国人的肩膀上来研究语言学的。不幸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三个渊源在半个世纪内都被我们批判过(王宁,2006)。汉语既有特色又有丰富的历史底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汉字和汉语的关系与西方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截然不同,因此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只有立足本位,深刻研究汉语这个研究对象,才能产生优秀的研究成果。而韩国语因为历史、文化、地理等原因与汉语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对各自语言进行本位研究时,相互之间可以进行有益的补充,特别是在理论语言学研究方面互相是绕不过去的“亲戚”关系。这也应该是未来汉语和韩国语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

注释:
[1]对此,Corder(1973:82)将语言学分为“语言学性质的语言学”(linguistic linguistics),或又叫微观语言学(micro-linguistics)和宏观语言学(macro-linguistics)。本文中采用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分类名称。
[2]N.Chomsky.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 1965.
[3]D.Hymes.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M].in J.Pride and J.holmes,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m, 1972, p269-293.
[4]J.J.Gumperz.Discourse Strategi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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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정동빈.한국에서의 응용언어학 연구의 회고와 전망[J].journal of The Applle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of Korea, 1996,(9~10).
[3]N.Chomsky.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M].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65.
[4]D.Hymes.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M].in J.Pride and J.holmes,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m, 1972.
[5]J.J.Gumperz.Discourse Strategi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6]封宗信.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刘润清,崔刚.现代语言学名著选读(上下册)[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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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4).
[10]黄昌宁,陆境光.现代语言学给我们的启迪[J].世界汉语教学,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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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雪梅.语言本体论简析——从哲学到现代语言学[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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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1年12月28日01: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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